1932年2月,25岁的费正清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寻找素材。在北京的最初几年,除了西总布胡同21号的家,他还经常出现在一个地方——坐落于朝阳门内的华文学校,那里是他修读汉语、生活交游的所在。
晚年时,费正清在回忆录中描述这所“中文预科学校”:“华文学校的棕色楼群,就好像是用直升机突然从加利福尼亚运到北京似的。像其他坐落在这古老的京都散发着现代气息的学校、旅馆和医院一样,这座三层大楼,高高地屹立在一群灰色的平房之中。”
不仅是费正清,在20世纪20至30年代的北京,华文学校发挥着一个交流枢纽的作用。出色的中文教育,吸引了大量来华的外交官、传教士、军人、学者在此学习。这样的作用在美国汉学界尤为凸显,美国第一代学院中国问题研究者但凡来过中国的,大多在此接受中文培训或从事研究工作,除费正清外,亦不乏史迪威、韦慕庭、恒安石这般人物。
(资料图片)
如今,这座建造于一片灰瓦之上、风格迥异的美式校园,已然遮蔽在重重楼宇之中,而这里的故事,则要从1910年说起。
1910年,英国伦敦会倡议,在北京开办一所供来华传教士进行汉语培训的专门学校。1913年,该校正式成立,是为“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彼时的校址并不在朝阳门内,而是在灯市口大街路南85号。著名儿童教育家孙敬修曾在此有过短暂的教学经历,在他的回忆录中,对灯市口时期的小院及课堂情境有过生动的记录。
1916年夏,受学校董事会的邀请,北京青年会干事裴德士执掌校务,专职负责该校的教务工作。在裴德士的经营下,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的师资力量与办学规模逐步扩大,原先租用的院舍已经无法支撑学校的正常运转。裴德士等人多方筹措,由洛克菲勒中心基金会等组织出资30万美元,在朝阳门内九爷府以西选定地址,于1925年兴建起一座美式校园。
新校址的门牌是东四头条五号,面积有26亩,包括校舍、教员别墅在内的15栋钢筋水泥建筑,硬件设施在当时堪称一流。费正清言:“我们可以睡弹簧床、宿舍里有淋浴,桌上有中、西餐,这大大减少了我们可能遇到的东方文化的冲击。”在1925年3月出版的华文学校校刊中写道:“现代化的学院展现了一派新的气息。校舍是砖瓦结构的现代建筑,具有先进的防火设施,中央供暖……三层高的教学主楼,两翼是与厨房相连的宿舍,三栋别墅是该校外籍教师的住所。主楼里有演讲报告厅、自习室、教室、图书馆和办公室。”
新校舍建成,学校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同年夏天,华北协和语言学校与燕京大学达成合作,更名为“燕京华文学校”,作为燕大下属的独立学院而存在,办学重心也从单纯的汉语教育,向中国学研究中心转变。
依托燕大深厚的学者资源,延请中外各界名士进行演讲,是这一阶段华文学校办学的特色。讲者的身份也十分多元,政界人士中,有冯玉祥、王正廷等。自1926年起由中国学者在此进行的中国文化系列演讲,其讲者堪称一时之选。当时的著名学者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顾颉刚、赵元任、吴稚晖、李济、张君劢、吴宓、黄侃、林语堂、徐志摩、梁实秋等,都曾在此登坛。
外国演讲者中,著名记者斯诺的出现值得注意。在1937年的一次演讲中,他向国外学生描述了在陕北苏区的见闻,打破了官方的新闻封锁,国外学生对此兴趣尤浓。
而后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关于中国小说的演讲、清华外文系美籍教授翟孟生有关中国民俗学的讲座、中国作家老舍用英文演讲的“唐代的爱情小说”,则堪称1930年代华文学校最有学术价值的讲座。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军占领了学校,校园内的主楼沦为所谓的“中央日本语学院”,宿舍及别墅则被冈村宁次司令部军官占用。1945年日本投降后,因战争对校园环境及藏书的影响不大,学校继续办学,直至1948年大部分师生离京返美,学校才最终结束教学。
目前所见关于华文学校的照片并不算丰富。本版刊发的这组照片,推测拍摄于1925年3月之前。这组照片所涵盖的范围极其丰富,基本可以让我们领略华文学校校园初创时的状态,走进今天的华文学校旧址,依旧可以感受到昔日的氛围。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高一丁
流程编辑:u028
标签
Copyright ? 2015-2022 海峡粮油网版权所有 备案号:皖ICP备2022009963号-10 联系邮箱:396 029 142 @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