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别两年后，各种展会与“画廊快闪”活动再度出现在北京，昭告着文化生活又一次实地与大众生活相互接轨。除了798艺术创意园区外，诸多商圈、博物馆等也都在举办大型会展。两年的等待，足以激起大众对线下文化消费的极大热情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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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一季度，境内专业展馆举办的展览活动共计540场，同比增长3.3倍；展览总面积1031.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3倍。其中，展览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的展览活动286场，占比53%，同比增长5.7倍。

“追寻着每一个被埋藏的真相留下的蛛丝马迹……柯南·道尔勋爵笔下的大侦探形象就如此跃然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这是国家图书馆目前正在承办的长达7个月的福尔摩斯主题大型会展。随着暑期到来，客流量稳步提升。

据了解，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每日接待的客流量在工作日达到700至800人，周末有所增加，其中大部分参观者都是因福尔摩斯展览而来。据在场工作人员介绍，除本土游客以外，也有许多外省游客慕名而来，渴望步入一场难以忘怀的异国解密之旅。

化身福尔摩斯：

“沉浸式”扮演体验的会展模式

成为名侦探，或许只需要一根烟斗、一顶礼帽、一套格子斗篷以及一块预先准备好的舞台。年轻人，尤其是青少年儿童，是该展主要观展群体。笔者走入展厅时，刚好碰到一组前来参观的研学团队。“这批研学团队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让小朋友体验这种沉浸式的展览模式。”讲解导游介绍道，“小学到初中的年纪，正是好奇心比较强的时候，家长们也认为参与这种‘解谜+展示’相结合的互动展出，有助于加深孩子们对文学作品的进一步理解。”

在展览现场，许多游客脖子上挂着摄像机。“是否好拍”与“能否出片”成为许多游客筛选展览的标尺。笔者了解到，因为好奇、赶时髦和为储存社交货币前来的游客大有人在。

有些结伴而来的年轻人本来并不了解福尔摩斯这一人物，他们来到这里，主要是因为这次展览提出的“沉浸式”观展概念——这一概念近年来逐渐成为各大商业艺术展的共性主题。

在会展现场不难发现，展览的布置与当代艺术最常见的布置方法不谋而合。简化了案件的细节和大量的推理过程，转而采用大型装置如灯光投影、模拟场景布置、霓虹灯和VR眼镜、漫画人物立牌的呈现模式。通过对犯罪现场的还原，刺激视觉感官促成最大化的冲击力。在这里，参观者身份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强化了，展出的福尔摩斯与华生的两尊雕像与书房场景，更是吸引不少年轻人与之“同框”，成为他们观看展览的动力。

对大部分参观者而言，观看一场展览重在获取简洁明快的文化体验。眼下众多传统艺术展会正朝向“快文化”模式发展。自安迪·沃霍尔以来，艺术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成为一种可复制的文化工业产品，它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及传统展览模式受到的冷遇，都令这种碎片化的场景展示成为文艺会展的主要模式。

走进“贝克街”：

可复制的展览与深度体验差距

在走出展厅的间隙，笔者发现，一些对推理类型小说抱有强烈兴趣，甚至乐于研究不同版本内容差异性、对案件倒背如流的“硬核”参展游客，在满足之余也流露出一丝遗憾。

两位观众告诉笔者，她们抱着对作者手稿和一些罕见善本的兴趣而来，但发现展出的手稿大多为复制品，在了解到许多善本难以长时间展出和借阅的同时，她们提出，希望能够以数字化模式在展厅进行全本阅览的心愿。

那些注重人性描写和猎奇心理的变格推理爱好者，与注重抽丝剥茧式查明真相方式的本格派推理爱好者，存在着不同的阅读偏好。正如乐在品味历史与图书细节、探寻文化深度的观展心态，与享受模拟扮演、注重感官体验的心态一定存在矛盾，很难在一场展览中彻底握手言和。

“很难要求每一个来参展的人都看过小说，但是真正热爱小说的人又觉得这个展览有所欠缺。”一位参观者发出感慨。

笔者在走访过程中发现，当家长们带着小朋友前来参展时，大部分会匆匆走完书籍展览的前半部分，便快速投身到后半场展览中的足迹模拟、摩斯密码电报机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器物展览观赏中。

一位在场的推理爱好者向笔者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他认为这种展览模式本身就像《波希米亚绯闻》中福尔摩斯对华生提出的一共有多少级台阶的问题一样，华生不知道走过数百次的楼梯实际上只有17级台阶，是因为他在看（seen），而不是在观察（observed）。

一场倾向于角色扮演的符号秀，本身就是对循序渐进的推理模式的一种倒置。一部分观众渴望丰富且深度的观展体验，但一些布展场景的碎片化，给人们带来了落差感。对于想要进行深度游的参观者而言，或许没办法在这场展览里感受到能“赚回”票价。但与此同时，会展主办方也在努力为观众带来更好的体验。据了解，一位参观者发现旧时代伦敦地铁展区的英文最初标注的是美式英语用法“subway”，经指出后，很快这一用词就被更改为纯正的本土化语言。

探究观展体验：

文字表象下的人文情怀

“实际的侦查现场和小说相比，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异。”一位身着警察制服的中年观众对着玻璃展示柜里陈设的展品如是说。据了解，这位警察在工作之余带着儿子前来参观展览，也让笔者对他的观展体验心生好奇。

他告诉笔者，真实的刑侦现场与福尔摩斯的冒险集与回忆录有着很大差别。那种“不出户知天下事”的安乐椅侦探在现实中更是不存在。事实上，比起推理演绎法，实证才是最好的材料。“有些小说中的案子，结局和凶手基本可以靠经验推算出一二。”他如是说。既然如此，再看类似的案例会不会觉得有些无聊，或者因不切实际而放下书本？伴随着笔者的疑问，他回答说，无论是中国的狄仁杰、展昭，还是西方的福尔摩斯，他们吸引人的本质并不在于案件有多么离奇。引起他兴趣的，恰恰是“福尔摩斯们”为找寻真相、维护公众利益而奔波的身影。

追拿真凶的过程代表人们对正义的追回，扮演或追寻大侦探福尔摩斯的足迹，不仅是围绕着悬疑和刺激而带来的感官享受，推理文化象征着人们对理想正义的永恒追求。

（文章来源：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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